中国媒体上个月报道，国家财政部和环保部已批准山西省从火电行业开始，开展二氧化硫排污权的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。报道说，此举将帮助山西持续削减污染物总量，逐步改善环境。

二氧化硫主要由燃煤产生。山西是中国产煤大省，长期以来二氧化硫排放量也居于全国前列。据环保部门统计，2009年山西二氧化硫排放总量为126.84万吨。

据了解，天津、北京、上海、唐山、长沙、湖南、陕西等省、市也在探索二氧化硫排放权的交易。

美国的二氧化硫配额交易实践已有20年，在这期间二氧化硫排放量下降50%，从每年1800万吨下降到约900万吨。二氧化硫减排直接导致酸雨的减少，从而降低了由酸雨造成的呼吸系统疾病的发病率。据统计，仅这一项减少的医疗开支今年就达到1230亿美元。

中国在二氧化硫配额交易方面的探索已经进行了十多年，但始终没有形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二氧化硫价格信号。

什么叫“价格信号”？我们在上海期货交易所看到的铜价格，在大连商品交易所看到的大豆价格，在郑州商品交易所看到的棉花价格，就是有流动性的、价格发现机制的例子。价格信号就在那里产生。

在美国，二氧化硫配额的交易价格产生于芝加哥气候期货交易所。这个交易所专门推出了硫金融工具(Sulfur Financial Instrument)的期货和期权合约交易。与传统可仓储、实物交割的“有形”的大宗商品期货（如铜、大豆、棉花等）不同，排放权是“无形”(intangible)的。

中国的期货交易有着不到20年的历史，而西方已经有100多年。美国第一个“无形”的商品期货交易，是始于上世纪70年代的利率期货。而中国第一个“无形”期货，是今年4月16日才上市的沪深300指数的期货合约。当然，股指期货推出后的势头，十分稳健，已经占据了中国整个期货市场交易量的40%。

中国目前的二氧化硫排放量是每年2300万吨。在火电行业开始试点二氧化硫交易，理论上应该是可行的。在操作层面，我认为应当关注以下几个问题：

首先，引用市场机制解决环境问题，制度的设计就必须要符合市场内在的自然规律。要让市场发挥作用，价格信号公开、透明、不失真，前提是有充分的流动性。如果参与试点的火电企业二氧化硫排放总量过小，流动性不够，那么价格信号就容易失真。我个人认为，为了保证这个“最小排放总量”，指标的跨省流动、交易，可能是必不可少的。一旦在设计中安排了跨省交易，则参与交易试点企业的配额应该由国家环保部统一调控；地方环保部门则负责试点企业以外的配额管理。

根据媒体报道，在“十一五”（2006-2010年）期间，电力行业二氧化硫排放总量指标，采取统一规定的绩效方法进行分配，先由环保部分解到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，再由各个地区将指标分解到各个企业。在这个分解过程中往往会出现很多变异，结果阻碍了二氧化硫统一价格发现机制的出现。

其次，数据的质量。我们有时可以在报纸上看到地方GDP的统计数据和中央的数据不匹配的报道。没有高质量的数据，排放权交易就是空话。因此，参与交易试点的火电企业的二氧化硫在线监测体系，包括软件和硬件，最好是在国家环保部的直接控制下。客观上，这有可能会限制首批参与交易试点的火电企业的数量。但是同时，上面提出的“流动性”条件又必须得到满足。

第三，金融工具的设计。按照中国的法律规定和金融市场发展的现状，有针对性地设计出排放配额的现货和衍生品工具，及相关的市场架构。

在2008年这场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中，美国的纳税人花了上千亿美元（即TARP项目）救助华尔街的金融机构，而美国的期货交易所却“独善其身”，没有拿TARP一分钱。金融交易所价格发现、转移风险的功能，在危机中经受了考验。在可能出现的二氧化硫交易试点中，一个有完善治理结构的交易所，再加上设计到位的金融工具，是政府落实二氧化硫排放总量控制政策，并使企业以最低成本达标的基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