谈论碳交易“模式”，已成时髦。大量的理论和术语被翻译成中文，让人越看越糊涂。

国际“碳交易之父”，是芝加哥气候交易所的创始人桑德尔(Richard Sandor)博士。上世纪90年代在纽约住时，我就一直通过媒体关注他。1990年，在桑德尔博士的推动下，美国国会通过“清洁空气法案修正案”，开始了二氧化硫排放配额的“cap and trade”，即总量控制(cap)和配额交易(trade)。

二氧化硫这样的看不见、摸不着的东西，怎么可以像玉米、大豆、棉花一样进行期货交易呢？

原理其实很简单：美国联邦政府每年年初给每个电厂下发二氧化硫排放配额(allowances)。年终算账，如果电厂的指标没用完，有富余，它可以将多余的配额指标卖掉。相反，如果电厂排放超标，多排放的量，它要买别人的配额。一旦有了交易的需求，市场就应运而生，它具备两大功能：一是通过买卖为二氧化硫定价，二是通过期货交易对冲风险。这一理念延续至今，也是今日二氧化碳配额交易的原理所在。

在美国，cap and trade有效减少了二氧化硫气体的排放，20年间排放量下降50%，从每年1800万吨下降到约900万吨。二氧化硫减排直接导致酸雨的减少，从而降低了由酸雨造成的呼吸系统疾病的发病率。据统计，仅这一项减少的医疗开支今年就达到1230亿美元。

其实，早在上世纪70年代，在美国就出现了第一个基于一个看不见、摸不着的商品的期货合约，那就是利率期货。它的发明人也是桑德尔博士。1973年， 第一次阿拉伯石油危机爆发，对美国经济冲击很大，银行及其它金融机构的利率风险加大。桑德尔博士设计了一份基于房屋按揭债券的利率期货合约。当时这一做法可谓“前无古人”，大多数人都认为行不通。但桑德尔博士不厌其烦、持之以恒地推广这个想法。他说服了美国国会修改法律（当时美国法律禁止对非实物商品进行期货交易），向金融监管部门提交可行性报告和论证，教育潜在的机构投资者如何用期货工具对冲利率浮动风险，终于将这个市场扶植起来。今天，利率期货已成为全球最大的金融期货品种， 交易规模远远大于股指期货。

2003年，有了成功运作利率期货和二氧化硫市场的经验，桑德尔博士融资1500万英镑，创建了芝加哥气候交易所。当时美国朝野都认为，美国将很快对二氧化碳实行“cap and trade”，桑德尔博士成立这个交易所，就是希望为二氧化碳配额提供交易平台。

谁想，芝加哥气候交易所生不逢时，刚刚挂牌，困难就接踵而至：互联网泡沫破灭、纳斯达克股市大跌、9/11恐怖袭击、美国经济陷入严重衰退，紧接着是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。但是，最沉重的一击，莫过于小布什总统宣布，美国退出《京都议定书》。因为这意味着美国政府将不会为企业颁布二氧化碳排放配额指标，也就是说没有了强制的cap。没有了紧缺性，市场就失去了存在的根基，这对芝加哥气候交易所可谓是“釜底抽薪”。用桑德尔博士当时的话说：所有可能发生的糟糕事儿都发生了。

那时曾经发生过一件小事，颇能说明交易所的艰难处境。

一天，天主教耶稣会（Jesuit）的神父弗朗西斯（天使投资人之一）打来电话询问交易所运作情况。

神父：“你好，Richard！政府最近有碳交易利好政策出台吗？”

桑德尔博士：“没有， 神父。”

神父：“招募排放会员，顺利吗？”

桑德尔博士：“难。”

停顿了一会儿，神父问：“Richard， 你们的burn rate是多少？”在风险投资术语中，burn rate指烧钱的速度。而在天主教教会中，burn一般联想到“燃烧的地狱”。

谈话结速时，神父没有忘了说：“我会为你们祈祷！”

桑德尔博士当时面临两种选择：一是解散交易所；二是让交易所走“自愿cap”道路，他选择了后者。这就是说，美国企业不被强制加入芝加哥气候交易所，但一旦选择加入，那就相当与交易所签订了一份商业合同，它所作的减排承诺就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了。

从那时起，芝加哥气候交易所从最初的13家排放会员，发展到今天的400多家；二氧化碳排放总规模达到6亿多吨。会员承诺，从2007年到2010年底，将本企业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在2000年的基础上降低6%。多余的指标可以拿来卖，而超标的企业则要去买配额。

在芝加哥气候交易所发展壮大之际，2005年前后，随着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《京都议定书》生效，加入该公约的欧盟开始面临强制性的减排目标。2004年，桑德尔博士又融资1500万英镑，创建了欧洲气候交易所，为欧洲企业提供了一个碳交易平台。如今，欧洲气候交易所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碳交易所，日成交量最高达5300万吨、10亿美元。交易合约的持仓量最高达100万手，甚至超过了石油期货。

由此可见，在欧美，企业或强制、或自愿地通过碳交易所买卖排放配额，而桑德尔博士在两地市场的培育过程中，都起到了关键作用。

来看看中国。中国已经超过美国，成为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。据统计，中国每年二氧化碳排放量为60亿吨左右，是欧洲22亿吨的近三倍，而欧洲气候交易所每年的交易规模达到上千亿美元。可以想见，如果在中国建立一个碳交易所，潜在的交易规模将是巨大的。

尽管中国政府作出了在2020年前将碳排放强度减少45%的承诺，但中国的减排目前主要依赖行政手段，并没有一个市场可以让企业买卖配额。相比之下，市场性手段究竟优越在哪里？关键一点是，市场提供了碳的价格信号，企业可以据此决定最“经济”的减排策略。比方说，一家工厂要达到减排指标，如果通过改进制造技术，投入的成本为100元，而在市场上它只需要花费50元购买配额，就能合规，那么它会去选择市场。当然，如果市场碳配额的价格是130元，企业就会去选择技术改造。

45%的碳强度减排，是中国的一个郑重承诺。而近一年来，国际社会对它的认识比较模糊。利用金融市场，确立在碳强度基础上的价格信号，可以使国际社会最直观地了解到，中国是如何在发展经济和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之间，找到一个动态的、可持续的平衡点的。

探索“模式”固然重要，但看看桑德尔博士过去30多年奋斗、创新，持之以恒的历史，我们再谈“模式”，就不会觉得太抽象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