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周五，在由中国人民银行、天津市政府主办的首届全球低碳金融高层论坛上，央行副行长易纲指出，通过在碳排放配置限额下进行的碳交易，可以大大减少整个社会的减排成本，而金融机构在碳交易中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。不论是在欧洲还是在芝加哥的碳交易所，银行、基金管理公司及其它金融机构，都是碳交易的主要参与者、做市商，也是价格发现者。

在这个论坛上，国际碳交易之父、芝加哥气候交易所创始人桑德尔博士，就如何基于二氧化碳排放“强度”指标来设计一个金融市场，发表了演讲。

去年11月，中国政府宣布，到2020年，全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-45%。政府会将此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“十二五”及其后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，并将制定相应的国内统计、监测、考核办法加以落实。

在欧美，强制或自愿加入碳市场的企业，面临的是碳排放的“总量”指标，而中国企业面临的是“强度”指标。对于后者，如何设计一个合理的、能够产生碳价格信号的市场机制呢？

在演讲中，桑德尔博士回顾了市场发展的几个里程碑：早在400多年前的1602年，在荷兰成立的联合东印度公司，是历史上第一家通过发行股票注册的股份制公司。1848年，在芝加哥的期货交易所上，开始了小麦的期货合约交易。上世纪70年代，芝加哥开始了第一个“无形”（intangible）商品——利率期货合约——的交易。上世纪90年代，美国芝加哥气候期货交易所推出二氧化硫期货合约。再后来，就是大家已经熟悉的欧盟和美国的二氧化碳排放权的Cap and Trade交易体系。

从股票市场，到有形的商品期货交易（小麦、玉米、棉花等），再到无形的商品交易（利率、二氧化硫、二氧化碳），这些金融市场的设计和运作，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，有很多共性。桑德尔博士把它们总结为十二个步骤。将这十二个步骤用于设计中国的碳强度金融工具，桑德尔博士特地给它们起了个新名字：Clean Dozen （清洁十二步）。

首先，从金融工具设计的角度，要清晰地定义所交易的商品。“碳强度单位”（carbon intensity unit，简称CIU）作为一个可交易的合规工具（compliance instrument），像股票和商品交易一样，交易物的实质，是法律意义上的“所有权凭证”（evidence of ownership）。对于某个工厂，碳强度可以理解为单位物理产出（每吨钢、每吨水泥、每度电等）所排放的二氧化碳量。CIU的最终设计，要和政府的国内碳市场试点的具体原则相匹配。

接下来，桑德尔博士就其它步骤，包括交易监管制度、排放基线的定义、排放限额的确立、指标分配和排放检测、A型指标和O型指标的统一（见本人此前专栏《碳排放的“A型”“O型”之分》）、CIU的清算和结算体系、指标拍卖机制和价格发现、CIU交易的相关会计和税务处理、国内和国际碳市场联动等，做了简要介绍。他特别强调，作为这12个环节之一的金融交易所，在这次华尔街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中，没有向政府申请援手，而能够独善其身。

四周以前，桑德尔博士出席了芝加哥大学的一次学术活动并发表演讲；多名中国经济学家也应邀参加。会上，百岁老人、芝加哥大学的科斯教授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）告诉桑德尔博士，下一个亚当•斯密应该是中国人。

在中国，利用市场机制，来控制二氧化碳排放的增长速度，将是一场全新的、变革性的探索和实践。桑德尔博士的“清洁十二步”也许可以提供一个蓝图。希望它能给就在我们身边的中国那位亚当•斯密一些创作和实践的灵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