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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立二氧化碳排放的定价系统,已经被公认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最佳方式。随着中国到2020年减排45%目标的制定,工业企业的碳排放事实上已经开始出现“稀缺性”。理论上讲,有了稀缺性,碳定价就成为可能。

但要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建立并完善碳的定价体系,需要一个健康和基本健全的“金融生态环境”,这里面包括成熟的参与者、监管者、工具与规则。

碳定价在外界看来神秘,但它所依赖的生态环境,其实却和货币、金属、股指的定价,没什么两样。因为按照成熟市场的经验,现在为股指期货、汇率期货、铜期货等金融产品定价的这一批市场参与者,也正是将来会为碳定价的“玩家”们。举个例子,今天在期货市场上交易铜的工业厂家们,在制造过程中会排放二氧化碳,未来这同一群人将会因为减排之需,在碳市场上交易排放量。

因此说,一个基础设施健全、市场化程度高的金融“大环境”,对碳的价格发现至关重要。

但在让金融体系更市场化、“去行政化”方面,中国的步伐还不够快。这里以最近被热议的汇率机制为例——如上文所述,汇率是货币的价格,它形成所需的“基础设施”与碳价格是一样的。而这里要将中国与之比较的,不是华尔街,而是同属发展中国家阵营的巴西和印度。

与人民币一样,印度的卢比和巴西的雷亚尔都不是完全自由兑换的货币,但两国都陆续推出了相关的金融工具,帮助发现卢比和雷亚尔的价格,即让“市场之手”决定汇率。同时,市场参与者,包括生产厂家、进出口商、投资人等,也可以利用这些金融工具来对冲、转移汇率风险。

在印度,正是在2008年9月美国雷曼公司倒闭,也就是金融危机达到高峰之后的几个月中,该国开始着手推出卢比/美元的期货合约交易。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如此动荡的国际环境中、在人们纷纷对衍生品侧目之时,推出这样的金融工具,当时令不少“专家们”大跌眼镜。但印度金融政策制定者认为,汇率的市场化场内衍生品交易机制,是一种“稳定器”;它可以更大程度上增加汇率形成的“有效性、透明性和广泛性。”

根据美国期货业协会FIA的统计,2009年全年,印度两大期货交易所的卢比/美元期货合约的交易量达到4.5亿手,已经成为全球交易量最大的货币期货合约。金融危机后,印度卢比对美元和欧元都出现了升值。印度的传统出口行业,如纺织业,承受了很大压力。但因为有了这样的金融工具,企业可以在期货市场上管理、对冲自身的汇率风险。在这个期间的产业结构的调整, 也没有引起印度的社会动荡。

在巴西,按照国际清算银行今年6月份公布的数据,2010年第一季度,巴西交易所交易的雷亚尔的期货和期权合约的持仓量达到1400亿美元,首次超过了欧元货币合约的场内持仓量(1000亿美元),同比增长41%。中国还没有任何一个金融产品可以望其项背,尽管中国的GDP远大于巴西。

中国一直坚称要保持汇率稳定,但显然,从印度和巴西的经验看,在当今国际贸易愈加频繁的背景下,汇率稳定是一个相对的概念。真正的稳定一定是动态的。看上去静止不变的状态,却有可能孕育着最大的不稳定——你可以摁下“葫芦”,但另一个“瓢”是一定会冒出来。比如为了维持人民币对美元的稳定,中国央行不得不大量买进流入境内的美元,这增加了人民币货币供应,所带来的流动性过剩就是这个“瓢”。

目前在中国,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探索,过多被双边的人民币/美元的汇率问题所主导。大多数的专家和政策制定者,似乎只关心人民币该不该升值。其实,一个有经验的股市长线投资者是不会在意“专家们”说明天沪指是涨还是跌的。关键是,不论是涨还是跌,投资人都可以利用股指期货、期权这样的金融工具,来保护自己的投资组合。汇率,以及将来的碳价格也是如此——实质并不在该升或贬,而是在于价格的形成机制,以及企业如何通过金融工具在汇率波动时保护自己。

相对于完全行政性的手段和套路,在岸金融体系的完善和金融工具的丰富,是有效、低成本、市场化调整经济结构的重要基础。明白这一点非常重要,否则不难想象,未来有一天,如果碳定价不能基于公平的、透明的市场机制,很可能就会成为下一个汇率问题,龃龉不断,这是任何人都不愿意看到的。

本文于8月3日发表于英国《金融时报》中文网《碳之道》专栏

  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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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杰夫

黄杰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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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任美国洲际交易所集团(芝加哥气候交易所母公司)大中华区董事总经理。在美国有17年跨国并购和期货市场的经验,领域包括交易所、期货公司等。曾为中国证监会撰写期货市场发展的报告。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兼职教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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